从包办婚姻的叛逆者到革命者
1903年5月14日，钱瑛出生于潜江县周矶镇钱家庄，乳名有生，族名生桂，学名钱瑛，号镜霞，又号寒松。后因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化名陈秀英、陈海萍、彭友姑、黄淑云、陈萍、钱秀瑛、钱季瑛等。早年留学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时，还有一个俄文名字叫塔拉索娃。
钱瑛
钱瑛的父亲钱训臣和母亲彭正元在潜江县周矶镇开了一家小药店。钱瑛出生前，恰逢钱训臣买彩票中了头彩，全家人都认为这个孩子会给家族带来好运，所以钱瑛出生后格外受宠。钱训臣和彭正元夫妇生有一子三女，钱瑛排行老四。她虽为女儿身，却在家族中享有与男子同样的待遇，被称为“四叔”“四爷”。
钱瑛7岁入私塾念书，熟读四书五经和唐诗宋词，酷爱吟诗作文，深得塾师称赞。因为祖父和父亲经商，钱瑛有更多的机会接受外界的新事物和新思想。她初谙世事后，渴望人格独立，具有鲜明的叛逆精神，对封建陋习深恶痛绝，说服母亲不再给自己缠足裹脚。
1922年，钱瑛考入潜江县职业女校，学习成绩优秀，毕业后留校任教。19岁的她已经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慕名提亲的人络绎不绝。彭正元经过挑选，收下一个大户人家的聘礼，为女儿订了婚。钱瑛既痛恨包办婚姻导致的种种悲剧，又为求知求学的前途即将被断送而深感痛苦，因而坚决要求退掉这门婚事，结果遭到长辈们的严厉训斥。钱瑛再三向母亲苦苦哀求，仍然得不到理解，便下决心以死抗争。
钱瑛幼年时生活在湖北省咸宁县马桥镇力稼庄
她写好遗书，摸起一把剪刀，朝着自己的颈部猛刺下去，顿时血流如注。母亲听到异响后赶来，从女儿手中夺下剪刀，幸亏抢救及时才保住了她的性命。
抗争的结果迫使母亲为她退了婚，但却在她的颈部留下一道深深的疤痕。1923年初夏，经过不懈争取，钱瑛最终说服母亲，负笈远行到武汉求学，如愿以偿地跨进湖北女师的大门。
与丈夫谭寿林的生离死别
湖北女师是一所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陈潭秋曾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到该校组织发动学生反对封建式的管教，主张剪发、读新书。在钱瑛入校的前一年，该校爆发了著名的“女师学潮”，震惊武汉三镇。
在刻苦学习和追求真理的同时，钱瑛还注重加强文学修养，锤炼品格，陶冶情操，向往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所描写的那种男耕女织、平等和睦的美好社会，常说自己要为实现这种社会探索一条道路。
1927年3月，钱瑛在湖北女师由吴瑞芝介绍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个月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年幼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在大浪淘沙的历史关头，入团才两个月的钱瑛，毅然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逐渐从一名反抗包办婚姻的叛逆者成长为一名革命者。
1928年7月，钱瑛第一次来到上海，被分配到全国总工会秘书处担任秘书及内部交通员，在常务委员刘少奇和秘书长谭寿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1925年，广西梧州《民国日报》编辑部人员合影，前排左二为谭寿林。
钱瑛和谭寿林在工作中逐渐萌生了爱情，1928年12月，他们举行了简朴的婚礼，这一年钱瑛25岁，谭寿林32岁。婚后不到百日，钱瑛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通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去“学革命”。
钱瑛与谭寿林感情甚笃，在苏联学习的两年中，谭寿林先后给她写了130多封信，平均每周一封信，都是通过中苏两党的地下交通员来传递，信中除了介绍国内的情况外，更多的是关心和鼓励。钱瑛每次收到信后都和同学们共同阅读，研究国内的革命动态。
莫斯科中山大学
1931年年初，钱瑛从苏联返回中国。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她与一道归国的同学化装成商人来到边境，登上一辆带有车厢的马车，驭手一言不发、策马扬鞭，马车飞驰20多分钟后就顺利穿越了国境线。在满洲里乘火车到哈尔滨，再转车前往大连，直到踏上开往上海的轮船，钱瑛这才深深地舒了一口气说：“终于回到祖国了！”
钱瑛与谭寿林在上海久别重逢后，党组织决定派他们夫妇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工作，钱瑛沉浸在夫妻团聚和返回家乡闹革命的喜悦之中。启程前夕，中华全国总工会突遭敌人破坏，谭寿林决定留下来善后。
1931年4月22日清晨，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会同老闸捕房将谭寿林逮捕。1931年5月30日，谭寿林在南京雨花台慷慨就义，年仅35岁。
钱瑛与谭寿林结婚3年多，“相处仅百日”，甚至没有留下一张夫妻合影，令人扼腕叹息。钱瑛获悉噩耗悲痛欲绝，立志要完成丈夫未竟的事业。
钱瑛与谭寿林的婚姻是她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婚姻，谭寿林英勇就义后，钱瑛心中爱情的火焰随之熄灭，此后有热心人给钱瑛介绍对象，也有爱慕者当面向她表白，都被她一口回绝，终身没有再嫁。
狱中坚持斗争
1933年1月，以秦邦宪为主要负责人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钱瑛在这个时候来到上海，注定要经历人生最严峻的考验。
不久，根据江苏省委的安排，钱瑛担任周超英的秘书。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出于安全考虑，钱瑛化名彭友姑，隐瞒了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闹革命的经历，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防范措施，后来救了她一命。
南京首都宪兵司令部看守所。谭寿林、钱瑛夫妇曾先后被关押于此。
1933年4月，周超英被捕叛变，带领国民党特工总部上海行动区的特务去抓捕钱瑛。1933年7月12日，钱瑛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移送江苏第一监狱服刑。她始终未承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并四次组织狱中绝食斗争。
1936年，钱瑛被转移至首都反省院，被分编至乙组。钱瑛在首都反省院带领乙组利用一切机会与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首都反省院把钱瑛等7人关进小号子，钱瑛绝不妥协。3个月过去了，院方无计可施，只好把钱瑛等人又送回女监。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周恩来到南京，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政治犯”。
1937年9月，出狱后的钱瑛（中）与狱友夏之栩（左）、张越霞（右）合影。（童小鹏摄）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八路军驻京办事处机要科科长童小鹏当天下午带车到首都反省院，将王根英、夏之栩、熊天荆接到八路军办事处。她们立即向周恩来、叶剑英汇报了首都反省院的情况和钱瑛等人所用的化名，叶剑英亲自向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点名要人。首都反省院对钱瑛在狱中带头闹事恨之入骨，千方百计阻止她出狱。
经过激烈斗争和反复交涉，在日军飞机轰炸最厉害的9月25日，钱瑛带领首都反省院里最后13名政治犯终于跨出这座炼狱之门。从1933年4月被捕，到1937年9月获释，钱瑛在国民党江苏第一监狱和首都反省院一共被关押了4年零5个月。
1964年4月，钱瑛（右一）到武汉视察监察工作时，到龟山祭扫向警予烈士墓。
获“女包公”美誉
1952年年底，为了进一步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钱瑛奉调进京担任中央纪委副书记。
1954年9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改为国务院监察部。钱瑛任监察部首任部长，并兼任中央纪委副书记。1959年4月，由于国家管理体制调整，监察部被撤销。钱瑛接替谢觉哉担任内务部部长，兼任中央监委副书记。1960年冬，钱瑛被调离内务部，任中央监委专职副书记。
“三年困难时期”，钱瑛在安徽组织指导甄别平反工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纪检监察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受到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的高度评价。刘少奇表扬她“是有领导能力的，是能够独当一面的好同志”，周恩来赞扬她“铁面无私”，邓小平肯定她“大公无私，能坚持原则”，干部群众将她誉为“女包公”。
【本文来源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一枝梅——钱瑛》，因篇幅限制，有所删减。】